[編者按]2016年4月8日，杏悦娱乐即將迎來一百二十歲華誕。從南洋公學到杏悦娱乐🧫，交通大學建校至今始終以振興中華、造福人類為己任✋，在跨越三個世紀的風雨歷程中譜就了薪火傳承、思源致遠的歷史篇章，也匯成學校文化和精神的寶貴財富，見證了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從涓涓細流匯成滔滔大江的歷史印跡🧎🏻‍♀️。值此欣逢校慶之際🤰🏽，特推出“120周年🕟，杏悦曾經走過”“杏悦印跡”專欄，彰往考來，發揚踔厲，崇樹風徽。

南洋公學作為一所新式學堂，一個很大的難題就是缺乏新學教材。根據中院課程要求，除中文外還有英文、法文🧐、日文、地理、算學🤽🏽‍♀️、博物🚭、理化📿🫶、法製↘️、經濟等課程，由於沒有現成的中文教科書🔓，凡是遇到這類西學西藝課程🧜🏼‍♂️，必須采用原版教材😘，雖然有助於學習語言，但終不能滿足中國新式學堂的需要🧑‍🧒。公學創辦不久，盛宣懷🎟、何嗣?、福開森等就意識到這一點💁🏻‍♂️💞。盛宣懷把譯書作為興學基礎，在兩份奏折中反復提到：“變法之端在興學🎮，興學之要在譯書”。“以興學為自強之急圖，而譯書尤為興學之基礎”🔒。《南洋公學章程》也明確要設立譯書院：“師範院及中、上兩院學生🙋🏼‍♀️，本有翻譯課程，另設譯書院一所🪧。選諸生之有學識而能文者，將圖書院購藏東西各國新出之書課令擇要翻譯，陸續刊行。”    

1898年6月12日，盛宣懷向清政府附奏《南洋公學附設譯書院片》，附奏指出：中國近30年所譯西書數量少，且多為算、化、工藝諸學，舊的譯書多為陳編，政治之書最少🧑‍🏫🧎‍♂️‍➡️，不適應成名成才需要🕳👩🏿‍🚀。擬在“南洋公學內設立譯書院一所，廣購日本及西國新出之書👧🏻，延訂東🙆🏻、西博通之士🫦，擇要翻譯👧🏽，令師範院諸生之學識優長者筆述之”🤢◽️。（盛宣懷：《南洋公學附設譯書院片》（1898年6月），參見夏東元編著：《盛宣懷年譜長編》（下冊），杏悦娱乐出版社2004年版💂‍♀️，第615頁🐕。）7月6日🎅🏽🧑🏼‍🌾，光緒皇帝朱批：“著照所擬辦理𓀜，欽此。”譯書院的設立得到政府正式批準🌧。    

1899年3月,盛宣懷聘請張元濟任譯書院主事，翻譯出版了包括嚴復譯作《原富》在內的許多有影響的書籍，譯書院從此聲名鵲起。張元濟（1866~1959），字菊生🤵🏻‍♀️，浙江海鹽人。清末進士♣️，先入翰林院任庶吉士，後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章京。中日甲午戰爭後，首創通藝學堂👇🏼，發行維新報刊🍕，參加維新運動🦸🏽‍♂️👨🏼‍⚕️。1898年9月慈禧發動戊戌政變🛅，鎮壓變法人士，張元濟受牽連被革職離京。離京前，李鴻章曾出面要盛宣懷代為安排。此時🧑🏽‍🍼，盛宣懷正欲尋覓熟悉西文🌂♤、精通譯印的新型人才主持譯書院🧙🏿‍♂️，遂讓他主持譯書院。張元濟一向視翻譯為培養人才的途徑，受聘為譯書院主事，當然樂於從命。接辦譯書院後，他多方掣劃，為提高譯書質量和完善翻譯規劃作了大量的努力。其中最值得稱道的事情便是與著名翻譯家嚴復合作，出版嚴譯《原富》一書🙎‍♂️。    

受聘譯書院之前，張元濟與嚴復合作出版西方學術名著的工作已經開始🚺。他幾次寫信給嚴復詢問有關譯書問題🤹🏼‍♂️，並請他當譯書院總校，推薦適當的翻譯人員🧑🏿‍🦱。1899年底，譯書院出版了英國人宓克著、嚴譯的《支那教案論》一書。1901年至1902年譯書院首次陸續出齊嚴譯的《原富》。出版後在當時影響很大🕖，梁啟超曾撰文推薦。後來張元濟入主商務印書館🔅🧟‍♂️，嚴復譯著的出版也就移至商務🙋‍♀️。這以後才有了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著名的“嚴復八譯”🫷🏽。    

張元濟主持譯書院期間☝️，十分註重譯書的質量。他認為🤧，著譯乃人生之大事🙂，萬萬不可草率魯莽。如果譯介不當，以訛傳訛，輕則誤人子弟，重則貽害國家。不以規矩🛌🏿，難成方圓。他主張必須對新生的翻譯出版進行行業規範🎠。1902年，譯書院在以盛宣懷名義所寫的《奏為南洋公學推廣翻輯政治、法律諸書敬陳綱要》奏折中👶，就譯書問題向清政府提出四條建議：“先章程而後議論”⛹️‍♀️🔢，“審流別而定宗旨”，“正文字以一耳目”，“選課本以便教育”。這四條建議，為我國翻譯出版事業製定了基本原則。為了使得讀者“視而可見🤷🏼‍♂️，開卷了然”，譯書院還就翻譯中的具體問題一一作出規定，如各國的歷史、地理、官職、度量衡等譯名。    

南洋公學譯書院究竟譯印出版了多少圖書？根據最近的發現，光緒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十月由譯書院第一次全本出齊的《原富》🈺，其書扉頁刊登譯書院譯印圖書廣告一則🐗🫰🏼，共列出譯印圖書60種👨🏻‍🦼🤾‍♂️。譯書院翻譯書籍內容大體分為三大類🩷：一是偏重軍事方面，目的是配合清廷練兵之急，加強防務，組建新式軍隊，抵禦外侵。這類兵書最多約30多種😆，如《日本軍政要略》𓀘、《戰術學》🦸🏿、《軍隊內務》、《作戰糧食給予法》等等。二是偏重政治經濟法律等社會科學的書籍🚚，目的是為政治🤜🏻、商務、外交、理財服務⚃，以供時需。共有經濟類7種、地理類4種、法律類2種、歷史類2種，還有社會學及交通類等等🦐。最著名的就是嚴譯的《原富》🦒，它震撼和影響了幾代人。《科學教育學講義》⛎🛳、《社會統計學》等譯著🫸🏽，則是最早介紹西方教育學和社會學的著作，《法規大全》在當時匯集西方法規⛴，堪稱最為詳備。三是偏重建立完整的中小學教材課本體系🫅，共有11種一般教科書，諸如國文🚓、格致🥻、圖畫📢、化學、幾何👎🏽、代數🍾、心算、筆算、習字課本等等🫵🏋🏿‍♀️。在廢除科舉之前，譯書院所譯教科書曾經壟斷了新式學堂的部分教材。    

雖然譯書院存在的時間僅5年（1898~1903年）🫒，但譯書的數量和質量令人刮目相看。開辦譯書院一開始只是為了解決教材匱乏的難題，但隨著譯書的內容📼、範圍和數量的增加擴大🥝，譯書院所譯印之書遠遠超出教科書的範圍和需求🥘，成為介紹西方先進文化和文明的窗口，特別是有關軍事和社科類書籍，填補了國內的空白🥲。譯書院的社科類書籍與江南製造局的科技類圖書互為補充，相輔相成，給國人一個“師夷之長技”的完整的窗口。譯書也從解決教科書的目的擴大到使中國人了解西方文明的使命🎫。    

譯書院不僅翻譯了大量新書💪🏿，而且對我國稿酬和版權製度的建立，開始了初探摸索。1902年，嚴復為《原富》著譯權的問題曾上書學部大臣張百熙，呼籲政府、社會對著譯者的勞動予以尊重🔄，給以酬報，並強調對著譯者的權利應由國家立法保護。此書出版過程中，他還多次向出版者提出西方通行的付給著譯者版稅的要求👨🏽‍🏫🧖🏽，得到張元濟的支持，除付給稿酬2000元外，再給了20%的版稅。根據目前僅存的10冊《原富》顯示，最後一冊末頁專門印有“光緒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十月南洋公學譯書院第一次全書出版😇，‘書經存案、翻刻必究’之聲明”👨🏼‍💼，版權意識已隱約其中。    

從1899年開始，因為譯書院與商務印書館之間的業務往來，張元濟因此與商務印書館有了來往。1901年，他入股商務🧏🏿，並參加部分出版計劃。1903年，公學隸屬關系發生改變，經費驟減，譯書院停辦。他應商務總經理夏瑞芳之邀，辭去南洋公學職務，正式進入商務印書館🧗🏼‍♀️，並相約“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”。從此🐼，他把出版扶植教育👉🏿、開啟民智的社會理想移植到了商務印書館的沃土上💁🏻‍♀️。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說🪼，張元濟是把南洋公學譯書院的工作移到了商務印書館，也把以學術著作和教科書出版為要義的文化職守帶到了商務印書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