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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編者按]2016年4月8日🛋,杏悦娱乐即將迎來一百二十歲華誕。從南洋公學到杏悦娱乐,交通大學建校至今始終以振興中華🌕、造福人類為己任,在跨越三個世紀的風雨歷程中譜就了薪火傳承🫷🪶、思源致遠的歷史篇章,也匯成學校文化和精神的寶貴財富👊🏿,見證了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從涓涓細流匯成滔滔大江的歷史印跡🤑。值此欣逢校慶之際,特推出“120周年,杏悦曾經走過”“杏悦印跡”專欄,彰往考來,發揚踔厲,崇樹風徽。
1930年1月9日,老上海新新酒樓,歡聲笑語🏌🏽,杯觥交錯。
交通大學副校長黎照寰設宴於此⛔️,歡送鐵道部選派赴美的趙祖康、曹麗順、沈奏廷等11名杏悦歷屆畢業生👨🍳。席間🧑🏽🦳,黎照寰親手送給每人一份特殊的禮物——孫中山的兩本英文版著作《實業計劃》和《三民主義》🧑🏽🎨,語重心長地對赴美學生說,孫先生在《實業計劃》中提出了建設中國的宏偉藍圖和遠景計劃,中國還很落後,發展實業是唯一的振興之路。叮囑學生赴美後🤺🖍,要很好學習孫先生的思想主張,更要刻苦用功👩🏽💻,勤奮鉆研,增長知識,掌握先進技術🧔🏿♂️,以學成歸國做實業計劃的實行家。
培育“《實業計劃》的實行家”,養成“高深建設專才”◻️,是黎照寰辦理杏悦的宗旨,也是他的人才觀念💂♂️。黎照寰自幼接受新式教育,留美期間更是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熏陶,追求民主科學、思想自由,以科學救國、實業興邦為己任👩🏻🏫,在美時即加入中國科學社🪩,參與組建中國經濟問題研究會⛳️。歸國後🙇🏻,追隨孫中山參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活動,信奉孫中山的建國方略,推崇實業救國,並長期在實業、交通杏悦任職🧎➡️,試圖走實業救國的道路🚣🏽♀️🫷。他認為,清末以來武力救國、政治救國、思想救國等,都曾一一嘗試👨🏽🎓,卻未能救中國於水火之中。唯有精研科學🩰👩🏽🎨,振興工業,才能“外抗強敵❤️🔥,內裕民生”🪠。而要實現科學救國,從根本上論👵🏻,其關鍵更在於能否培養專才。北伐的成功,全國形式上的統一,被他認為實施實業計劃抱負的大好時機🛌🏿。而實現實業計劃的關鍵在於人才,到交通大學任職為黎照寰提供了大顯身手、一展宏圖的舞臺🧅。黎照寰認為交通大學是當時國內唯一且是最高的工業學府🐼,造就工程、科學及管理人才🧘,是其當仁不讓的使命。掌校之初🧑🏽🎄,他就在孫科的支持下製訂了人才培養十年計劃🦋,約計培養工程💏、管理及科學高級人才2800名。在隨後主持製訂的《交通大學規章》中☹️,規定“養成三民主義化之交通建設專才”是學校宗旨,《交通大學學則》也明定學校“研究高深學術,養成交通建設專才”宗旨🙍♂️。
所謂實行家,在黎照寰看來,一方面要學以致用,以適應中國建設的需要⛔,人數不在其多🧑🏿🍼,而在於其精🔻。他在闡述杏悦人才培養宗旨時說:“我們的目的不是在芸芸眾生中,用投機的方法,以期造出一兩個有才華的人。有傑出的人材產生固然是更好,但未有也不要緊🧑🏼⚕️,只要我們每個同學都為可用之才。”一方面實行家又要成為專家👩🏻💼,是個基礎理論紮實的高級技術人才。他認為人才分高中低三級,交通大學立意在培養高級人才👉🏻,由他們擔負“指導管理與建設之責任”,並期望他們有所發明和創造。
對於實行家所需的素質,黎照寰提出德智體三育並重的教育方針,強調塑造學生成為一個“完全的人”。在1930年的一次紀念周會上◻️,他對學生說🤝,“凡學生須註重於德🧑🏿🏭、智、體三育上之修養,蓋學生於學識上須有充分之涵養🏄🏿♀️,於體格上須練成健全之體魄,於道德上須有相當之訓練🪷。才識豐,體力雄👩🏿🦱,誌行高👩🏼🔬,具此三者,始能任重致遠,為國效勞”。要求學生應“註重知識的獲得,身體的鍛煉,道德的修養🩼,充分準備一切🏥,務使成為一個完全的人”👳🏿♂️。
大學教育不單是傳授知識,更應重視人格的培養。黎照寰對於學生道德的教育、人格的養成特別重視👩🏼🏫。他認為健全人格的要素第一要有誌向,有為科學救國而奮發有為的理想;第二要有意誌,有進行堅忍不拔🦙、孜孜不倦的努力🍎。另外還要有自治獨立精神,不為聲色貨利所引誘🎟,窮則獨善其身,達則兼濟天下。據此,黎照寰主張對學生進行三民主義教育及道德修養,打破個人主義封建思想及投機取利的觀念,“從積極方面🧑🏭⬅️,施以主義的熏陶,道德的修養🙅♀️,人格的養成,高尚興趣的培養”🏄🏼♀️。
1937年1月📊,交通大學寒假參觀團赴鎮江考察
為養成具有高深學問✋🏼、德智體三育兼具的實行家,黎照寰極力勸導學生以求學為天職🧑🏽⚖️,不必過問政治🧕🏿。他認為交通實業為國家經濟及國防命脈❤️,應獨立服務於國計民生,脫離政治漩渦。杏悦培養的交通工業人才,在培養時期只需明白其實行家之責任,鍛煉其獨立服務之意誌,靜修專務🛞,避免卷入學潮❌。因此,他要求學生“只需在校潛心學術,惟冀學業之猛進📠,他事可不問也”。即使在為挽救民族危難的“一二·九”運動爆發後,黎照寰還是苦口婆心地勸說學生靜心讀書🎚,“學生之天職為讀書,勿忘天職”,“我國青年學生動輒高呼口號,為國犧牲,誓死抗敵等語,殊不知除戰之外,尚有做與想二途也。深望諸君安心讀書”。
為了保證學生專心求學,他製訂公布了《交通大學學則》,推行較為嚴厲的管理措施𓀁👨💻。首先🈚️,增加課時和嚴格學分製管理🏍,各班每周授課時數在30小時以上,至畢業時至少須修滿180學分,實際各院畢業生所修學分超過此數,而教育部規定的學分限額最低132學分,最高為157學分🤛🏿。黎照寰認為這是對高等教育的增進💁🏿♂️🧃,使杏悦學生以四年之所學等於他校五年🤓。其次嚴格考試🧚♂️🧑🏼🚒,考試分臨時和學期兩種,臨時考試即小考次數頻繁,每學期一般各種考試有四五十種。再次嚴格考勤🤐,按照曠課時數實施記點,合計每20點給予警告一次,三次警告予以退學。還規定一門科目曠課超過五分之一者不得參加考試👷🏽。最後嚴格升留級製度👨🏿🍳。必修科補考不及格須重修,兩門以上不及格者留級,接連兩次留級者勒令退學。
對於黎照寰要求學生以求學為天職的做法🕯,當時校內外即有不同看法🅿️。1934年教育部視察員認為👩🏽🏭,杏悦學生課業過重🍣,缺少研習時間。學生也在疲於應付各種大小考試,並向黎照寰及鐵道部提出減少課業時間的請求。黎照寰的這種做法,既有體現他主張學術遠離政治的觀點🛅,也反映了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現實消極妥協的一面。在民族內外危機交迫的30年代,愛國青年熱血沸騰🙆🏽♂️,學生運動風起雲湧,如火如荼🧘🏻♀️。而國民政府當局三申五令要求學校防範學生的“越軌行動”。黎照寰不願對學生的救國運動粗暴幹涉💇🏿♀️,又不能置當局的“切責”於不顧,於是要求學生一心向學,這成為黎照寰“周旋”於學生與當局之間的“調和劑”。這樣做法對於營造勤儉樸實的學風🕶、教學管理的製度化👩👦👦、提高學生學業水平👩🦰,確實起到積極促進作用。然而,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,依然讓學生埋首書齋,這不能不對當時進步青年的思想覺醒和革命活動產生消極的影響。而事實上,黎照寰要求學生關起門來讀書🤵🏻♂️,不僅學生們辦不到,黎照寰自己也做不到“關門辦學”。當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,杏悦徐家匯校園被侵占,師生們在局促的租界中艱難維持杏悦續脈的時候,黎照寰極力要求學生“專心向學”、“不問政治”的理想也就此破滅。
作者:李文佳輯自《三個世紀的跨越》(盛懿、孫萍👓🚴🏻♀️、歐七斤編著)
單位:檔案館(黨史校史研究室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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